摘要 英文法律语言因其独特的“冗余”表征，而有所谓“视觉语言”之称。从语用学角度看，法律语言这一特殊行文风格，除了传达其固有的“字面意义”外，还旨在传达附着于该语言形式上的某种特殊口吻、气氛，如庄严性和权威性等非字面的“隐涵意义”或“言外之力”。因此从“语用等值”出发，汉译时译者应将法律语言的风格内涵，即其“冗余”性表征信息的传递与其字面意义的传递予以同等考虑，否则，便可能导致“不足／过头翻译”。
关键词 法律语言 “冗余”性 视觉语言 汉译对策
Abstract Legal English bears the name of“visual language”for its oddity and complexity. Correspondingly , the Chinese translator ought to attach equal importance to both the mood and mode of the original in terms of pragmetic equivalence, or he/she will be running the risk of “under/over–translation”practice. For legal English, endowed with the“verbosity”and the subsequent non-verbal“implicature/illocutionary force”,is , in addition to its verbal meaning , rich in the implications of sacredness, solemnity, authoritativeness, etc.
Key words legal English verbosity visual language Chinese rendering strategy
1 英文法律语言
1.1 “冗余”性表征
“法律语言”文字有它特定的应用范畴及功能，以至于语言学家D.Crystal 和D. Davy 指出：“法律囊括了上至法规的制定下至个人间契约的订立等诸多不同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得诉诸文字；尽管它们的形式多样，其中的每种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承担义务以及获得权益彼此相关，此说恐不算太离谱。”〔1〕 重要的是，它同时又被认为是一种语言“变体”。
例1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the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to secure these rights，Governments are instituted among Men, deriving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That whenever any Form of Government becomes destructive of these ends, is it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alter or to abolish it, and to institute new Government, laying its foundation on such principles and organizing its powers in such form, as to them shall seem most likely to effect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2﹞
以上是1776 年7月4日在美国大陆会议上通过的《独立宣言》（简称《 宣言》）的原文片断。《宣言》出自律师出身、堪称博学高才的美国第三任总统、时任大陆会议《 宣言》 起草委员会主笔的托马斯· 杰弗逊之手。起草《 宣言》之前，杰弗逊曾抱定一个信念，即要“用最明白坚定的文字来向世人昭示，并以此令世人读后无不赞同此事（即‘独立宣言’― 笔者注）之常理”﹝2﹞。无怪乎，今天我们重读《宣言》这段文字，并不觉得它因为在行文造句方面叠词垒句而感到意思晦涩难懂。然而，如果我们从语用视角来审视，它似乎仍存如下一些疑窦：
1）第4、5 个that-clause的结构奇特。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that 引导词均可略去：或者，要么改其首字母为小写“t ",同时改第4个that-clause 前的句号为逗号，如此，则第5 个 that-clause前似宜添加一连词and ，以便同前边其它的that-clause 形成排比，共同修饰先行词these truths。但事实是，作者却偏要“舍简求繁”！为什么？是否想通过安排一连串的that 从句来始终维持一股强有力的节奏感和排山倒海般的气势？
2)文中14 个大写词（见斜体部分），除Creator 一词专指“造物主／上帝”外，其余均可小写而无碍其文字意义。那么，作者为何要舍小用大，标新立异呢？
3）应当指出，（宣言）一文中类似上述“疑窦”者乃比比皆是，这又为何？
总之，（宣言）作者如此“变体”行文，其“交际意图”( communicative intention ）究竟何在呢？有鉴于此，现在我们且把话题集中在本文的主题之一，即英文法律语言的“冗余”性表征上。
“冗”者，繁杂也；“余”者，多余也（《 辞海》缩印本，1980:371/320 ）。从以上问题看，显然，疑窦1）、2）恰是向读者表露了（宣言）作者不但无意于“删繁就简”，而且还不惜动用额外加词、标新立异大写单词首字母以及利用排比修辞等手法，来加重行文语气和语体份量；而疑窦3 ）则又似从另一侧面反映了《 宣言》 作者笔下那充满" ‘前景化’了的语言特征（foregrounded features ) " （秦秀白，2000:14）的整体行文概貌／风格。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初步看到了英文法律语言存在着相对于其他普通语言或语体的一种“冗余”性。诚如Laura Wright 等人（2000:115 ) 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这一特性，即SVX 句式中X 的“超重”结构（heavy X element ) ，实际上是起着某种“仿真”( mimicking ）的作用。可见，《 宣言）作者此举，也正是在利用其特殊风格的语式／语体― 语言“变体”，来向人们传达除语言本身所包含的“字面意义”( literal meaning ) 外，还传达／隐涵了它的某种弦外之音、言外之意― 一种向世人昭告决心、意志、权力或义务的同时所具有的极度庄严和权威性，从而达到它醒人耳目、催人奋起之目的。
国内许多学者都认同法律语言的“庄严性”和“权威性”[3-4] ；不过，国外也有人指出，法律语言“有一种强烈的倾向：1 ．罗唆，2 ．含混，3 . 夸张，4 ．枯燥”( Mellinkoff, 1983:24）。但，如上例所示，我们认为在正式的语境中，法律语言往往是以其语体的“冗余”性换取“庄严、权威性”, 这就使它在客观上被赋予了一种如语用学家们所称的“言外之力”( illocutionary force)[5-6］。
令世人自豪的是，约两个世纪后，世界各国的人们又读到了另一份极为庄严的法律性文字，它就是名震寰宇的（联合国宪章）（以下简称（宪章））。下引《 宪章）片段，或许对我们的思路又有另一番启发。请读：
例2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TERMINED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war, which twice has brought untold suffering to mankind and
to reaffirm faith in fundamental rights, in the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and of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and
to establish conditions under which justice and respect for the obligations arising from treatie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n be maintained, and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better standards of life in larger freedom,
AND FOR THESE ENDS
to practice tolerance and live togother in peace with one another as good neighbors, and
to unite our strength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and
to ensure, by the acceptance of principle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ethods, that armed force shall not be used, save in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to employ international machinery for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cement of all peoples,
HAVE RESOLVED TO COMBINE OUR EFFORTS
TO ACCOMPLISH THESE AIMS.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San Francisco, 1945:1)
这个长达172 个单词的句子，阅览之下，除了我们有感于作者那笔走龙蛇的才气和节奏明快的雄辩，我们还发现：除使用大量的大写词外，作者在其主、谓语之间共镶嵌了8 组to / and to 不定式插入成份以及２对表示“目的”和“决心”意义的同义反复词／词组（these ends/these aims, determined/resolved）(均见斜体大写、下划线者)，足见这段插入语的份量非比寻常！从结构上看，these ends 与these aims遥遥相对，determined则和resolved首尾呼应；８组不定式由AND FOR THESE ENDS短语作为“粘合剂” (adhesive)相连接,既构成两片非常匀称有序的排比(parallelism),在逻辑意义上,又可说是“由先到后,由小到大，由浅入深，由轻到重，由弱到强依次递升最后到达高潮和顶点”（李鑫华，200;234）。我们注意到,这里所谓句式结构上的非比寻常的“份量”—“冗余”性的东西,也同样具有特定语用意义．很明显,通过一系列严谨的“目的”性排比与层层推进以及频频伟大而庄严的决定—全体联合国公民为实现既定目标决心团结一致—的不可动摇性。诚式所触目,而更为它的丰富内涵所震撼。
1.2“视觉语言”
明眼人不难发现上引《宪章》这段文字同《宣言》相比,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在以排比/层进结构和大写词来醒人耳目、加重行文语体份量方面,前后作者所采用的手法基本相同。那么,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之于历史语言学,其作用有时不也值得反思么?毕竟,这段“法律语言”仍有别于普通自然语言,若非分行排列,读起来肯定得花费更多的向气力。
为什么?
在《 英语语体研究》一书中，D. crystal 和D. Davy 辟有所谓“法律文本语言”( The Language of Legal Documents ）的专章来探讨该问题，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法律语言”( legal English / legal language ) “基本上是供默诊细吊之用的视觉语言（visual language )；实际上，这种语言初看上去就知其几乎无法付之言语；倘若有人想用口语来重述，那此人就可能得经过一段反复且细心的掠读过程，以达到为获取充分解读原文的必要线索而将其句句法关系甄别清楚之目的。”
Crystal 和Davy 的话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我们在阅读以上两段文字时所经历的困难体验；同时还揭示了复杂的“句法关系”乃是法律语言“冗余”性的重要表征之一(以上两例可资佐证)。而这一情况在契约性法律文本中,同样有着令人感兴趣的表现。再请看下例“TH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行文特色:
例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Recalling with satisfaction that since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in Peking on September 29, 1972,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greatly on a new basis,
Confirming that the above-mentioned Joint Statement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at the principles enunciated therein should be strictly observed,
Confirming that the principl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should be fully respected,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Asia and in the world,
For the purpose of solidifying and developing the relations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resolved to conclude a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and for that purpose have appointed as their Plenipotentiaries:﹝7﹞
虽然在这段首尾共计146 个词的法律文本中，我们暂还找不到一个句号，但可以确定，它在逻辑意义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段落。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5 个分词插人结构（见下划线者）形成了这段文字的主体，而将原本是该句主体的主、谓语（见斜体部分）反倒相隔到了十万八千里开外。作者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无非是要极力突出和加重文中“因果”逻辑关系中“因”的份量，从而为“果”制造声势― 通过反复强调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重大目的和意义，则“条约”的缔结势在必行，不容犹豫！如此句式所寄托的“言外之力”是再明显不过了。
另外，这段在“句法关系”的结构上几乎雷同于上引《 宪章》 片段的法律文本，也体现了英文法律语言在句式安排上所具有的某种共性（即，常在逻辑主、谓语之间镶嵌大量具有强调意义的“冗余”成份如：分词、不定式结构等所谓" heavy X element,”）。作者的所作所为，似乎是在刻意违反交际中人们通常遵守的信息“适量”( right amount ) “简约”( brief ）包括“最小量准则”( Maxim of Minimization）在内的所谓“数量原则”( Q-principle）以及“信息／方式原则”( I-／M-Principle)，那么当然，其“交际意图”除了追求字面意义之外，便是附着于该语言形式之上的某种特殊信息或弦外之音、言外之意（particularized implicature）了［6.8.9］。
2 英文法律语言的汉译对策讨论
2.1 困难：长句的翻译
简析了英文法律语言语体上的“冗余”性表征这一特殊语用现象― “源语文中呈现的世界模式”之后，译者又将如何重构“目的语文化中的该世界模式”( Mona Baker 2000: 253-4 ) 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之二。
记得翻译家董秋斯生前曾撰文谈到“难译的文句”问题。他把这个问题归于三个原因：“l．中外语文的构造差异太大，2．作者的风格独特，如所谓的风格家（stylist ）的作品，3 ．含义深远，不易表达。”他说，“我们最常遇到的是第一种原因。”[10]
其实，英文法律语言在汉译处理时，对译者来说，上述三种困难往往同时存在。因为如上文分析，惟其结构复杂冗余、表现奇特，其风格才迥异，其内涵才深远！但经典的翻译教程却尸般不讨论法律语言的翻译对策；或者说，它们对所涉及的“长句”的经典译法一般均为“拆译法”，即把从原文长句中拆出来的句子遵循汉语表达习惯／方式或“提前”或“挪后”或“夹心”，亦即采取某些教程所推荐的“顺序”、“逆序”、“拆分”或“综合”诸译法来处理。［12,13 ]
这就引出了对长句，当然也就对英文法律语言汉译标准问题的思考：“汉语表达习惯／方式”是否为英汉翻译实践的第一准绳？
2.2 长句“翻译观”批评之批评
为了具体表现他的长句“翻译观”，董先生的文中还专门写到他对恩格斯论述“从猿到人”进化的一个长句汉译的评论。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同劳动一起产生的语言― 这两者乃是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的影响下，人猿的脑髓才逐渐地变成在基本构造上完全相类似但较大和较完善的人的脑髓。”
董先生批评该译“显然是顺着外国语法排列的”。他说，“这句话若由中国人来写似乎要写成下面的样子：
人猿的脑髓，在两种最主要的推动力的影响下，才逐渐变成在基本构造上完全与它原来的脑髓相类似但较大和较完善的人的脑髓，那两种推动力是什么呢？首先是劳动，其次是随劳动产生并与劳动共同起推动作用的语言。”
以上两译，后者（97 字）比前者（74 字）增加了足四分之一的字数！然而，如果我们从恩格斯在论述《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一文的大语境来观察，前者的表达似无大不可。因为首先，它符合语用“指示语”( deixical items ) 前后内外照应的使用原则，如前译中的“这两者”和“它”分别属“文内照应”( endophorical reference)于“劳动”、“语言”（句中的破折号也同时起了解释说明作用）及“推动力”；再则，从语义上看，与其他一些经典汉译相比，也证明前者虽非佳译，却并无晦涩费解之处。遗憾的是，它却不能见容于译界权威，须予“照中国语法”进行改写方才作罢。不过，由上可知，改写后的句子，似乎又滑向了“过头翻译”( over-translation) 甚至引发新的问题！请看它的逻辑结构：“人猿的脑髓… … 逐渐变成… … 与它原来的脑髓相类似但较大和较完善的人的脑髓”。且不说“与它原来的脑髓”是否为原作中所无；问题在于，“人猿的脑髓”与“它原来的脑髓”在表达上并不象是同意反复词，那么，后者究竟为何物？这就令人难以捉摸了。于是乎，改写句画蛇添足，反倒给认真的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麻烦。可见，从翻译到改写虽属举手之劳，但两者相去毕竟远矣！
应当承认，上引有关“长句”诸译法之于英文法律语言仍适用。但在使用这些译法的同时还必须把握好一个前提，即王佐良所言，译者“不得不既要具体，又要全面，既要掌握语言事实，又要体会感情色彩和全盘的情调气氛”[11]；简言之，只有将原文的语言风格和内涵，亦即其“冗余”性表征信息的传递与其字面意义的传递予以同等地位的考虑，才能避免删繁就简、全盘汉化，及可能导致的“不足／过头翻译”( under / over-translation ）。末了，作为对比研究，笔者愿引例3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简称《 条约》 ― 笔者注）的汉语文本如下以飨同好，看究竟哪国的文字是“顺着
例4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
满意地回顾了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以来，两国政府
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很大的发展；
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
确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予充分尊重；
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贡献；
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
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此各自委派全权代表如下：
………
其实，凡想用“地道”的汉语或英文对上引《 条约》 的中、英两个法律文本的内容作一番改写者，都可能如愿以偿。譬如，将其“同类项”合并，就至少可砍掉一个冗余的“确认—confirming＂；而“希望…… 为了－hoping … for the purpose of”，也可二者剩其一（其中只须略添一连词“和—and”字即可）。但客观上，这两种文本都既保存了类似“冗余”的句法结构，也使用了同样“冗余”的措辞。当然，如此高度统一的两个“世界模式”的中外文本及其译者对它们的认同程度，当属典型之例。但，这对那些致力于“汉化”的译者在抹掉本该留给他人“默读细品”的东西之前，或许还值得借鉴和三省。
3 结语
翻译理论家Mona Baker ( 2000 ）在探讨“语用等值”( Pragmatic Equivalence）的翻译命题时，提出一对新颖概念：“源语文中呈现的世界模式”( the model of the world presented in the source text ）和“目的语文化中的该世界模式”( the target culture ' 5 version of the world ）。她认为，翻译中的“解说”性“干预”往往取决于译者本人对这两个“世界”的认同程度；因此告诫说，译者在试图缩短对这两个世界认识差距的同时，“不要解说过了头，而让读者无所事事。”
英文法律语言的“冗余”性表征及功用，充分证明了它们并非是可以随意删改的“赘言”( superfluous expressions ) ，而是其作者为达到特定目的而采用的一种堪称得体、合适的语体／行文风格。那么，Mona Baker 的话不就足以引起译者在汉译法律语言时的高度警惕吗？